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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的变迁
(资料图)
——也说“无主体熟人社会”
翟学伟
原文载于《光明日报》理论版，2011年9月20日第11版。
从“差序格局”说起
大半个世纪以前，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给我们贡献了一个概念，叫做“差序格局”，其大意是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展开的，颇像石子丢到水中那样，水波纹由中心向四周逐渐扩散，越扩越广，越推越远，构成了一个由自己到家族再到国家最后到天下的关系格局。同样还是在这本书中，费老也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共同经营着家庭事业。虽然还有天下与国家等关系的存在，但它们在客观上离自己太遥远。大多数人都过着守望相助的生活。
差序格局概念的提出，实现了我们从理论上来认识乡土中国之可能，其解释力之强大已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经典概念。我们知道，一个学科或一种理论学派是需要用概念来表述的，甚至学术本身就是在用概念之间的关系（命题）来阐述各自的观点。如果一个学科或理论没有自己的概念，我们或者认为它不够成熟，或者有被其他学科及理论兼并取代的可能。经济学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它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及其一整套数学模型作支撑。同样，社会学最终可以同经济学分庭抗礼，也得益于它逐渐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概念及有别于经济学的方法。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目前所使用的林林总总的理论和概念都是西方学术的舶来品，是西方学者打造完成后输入中国的。换句话说，自中国有了社会科学以来，学者们基本上是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下从事中国研究的。他们给我们输入什么理论、概念和方法，我们就用什么理论、概念和方法；他们建立了什么新的学派，我们就赶紧学习并介绍什么学派。
当然在中国历史及人类学界，即人文学科中，仍有少数学者不甘示弱。他们一方面把中国社会自身现象凝练成概念介绍到海外，另一方面也用这些概念来研究中国。其中比较凸显的研究是面子、人情、关系等。这些概念好比打开的一扇窗户，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了西方社会科学框架以外的重要内容。但随之而来的麻烦是此类概念源自日常用语，一旦直接进入社会科学，很容易导致认识上的差异、定义上的困难及理解上的多元等问题。由此可见，一个更加合理的方法就是像西方社会科学那样，建立起一些比较专门的学术名词。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差序格局的提出显现了它的重要地位，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例和理论方向。遗憾的是，这个概念一花独放了60多年，没有呼应，没有发展。
“熟人社会”
当然，中国自身并不会因为学术界的不作为、迟钝和滞后而放慢自己的发展步伐，当中国学术界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中国社会的理论模式之时，中国社会已经将一些原有的特征改变掉了。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代表着中国传统精华的乡土中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迁。由于我们尚未有现成理论和概念可以套用，造成经验描述性、总结性成果大量涌现，理论创新鲜见。仅就农民城乡流动问题而言，即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离土不离乡”、“城乡二元结构”、“新生代农民工”等话语主题。总之，有关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研究所显现的特点一直是经验研究不少，而理论概括不足，直至我们在2011年第1期《读书》上读到《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一文，才使得我们有机会看到理论苗头的出现。此文是由《开放时代》杂志执行主编吴重庆先生写的，他努力想回答的问题是，今日中国农村究竟是什么特征的社会，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希望看到现代中国农村的社会运行逻辑是什么。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作者首先回到费老的《乡土中国》书里，对熟人社会的行动特点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总结：（1）舆论压人；（2）“面子”有价；（3）“社会资本”可积累。尽管我们还可能从其他一些方面来概括中国农村社会的特点，但这三个方面基本上覆盖了传统中国人生活的三个要素：（1）伦理道德；（2）人情面子；（3）关系运作以及三者叠加起来的权威控制与管理。有关这三个方面，曾有学者分别尝试过学理性的探讨，并有不少成果问世。但作者的问题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大量外流，中国农村越来越空心化，我们所熟知的乡土中国现在怎么样了？借助于作者的实际考察，他发现，目前走出农村外出打工的人主要是农村家庭里面的主事人。他们原本是家庭里的顶梁柱，干农活的主力，社区活动的参与者及利益纠纷的当事人，如果这些人外出，长年不在家，那么农村的主体就没有了。农村主体的缺失带来的是乡村伦理道德、人情面子及关系运行方面的变异。于是上述熟人社会的行动特点变成了：（1）舆论失灵；（2）“面子”贬值；（3）社会资本流散等。也就等于说上述中国人生活的三个要素的功能退化了。但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是称之为熟人社会呢？因为外出打工者的根还在那里，它们会周期性地回到家乡，并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重新激活道德、面子和关系等的运作，算一个总账。
“无主体熟人社会”
那么，所谓无主体熟人社会有什么理论含义呢？首先，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提出可以说使得费老的《乡土中国》中的很多观点有了时代的呼应，让我们看到中国乡土社会在现代化中所体现的特点，乃至病变。我们知道，熟人社会是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所形成的一种很成熟的社会形态，由于现代化和都市化的作用，这个形态正在解体之中，可解体下的乡土社会有何特点呢？我们需要一个理论性的概念。而无主体熟人社会给了一个形态或类型上的说明。
其次，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在一个有着自身文明、历史、思维和习性的社会中发生的。我个人一直认为传统与现代在中国社会不能做两极式的或二元对立的处理。许多学者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似乎要现代就不能有传统，有传统就无法现代。但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呈现过这样的特征，可见解释中国的有效概念也应该是一个含有悖论的、有张力的、交融性的概念。无主体熟人社会符合这一原理，因此它比较真实地解释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样态。
再次，中国式的概念还有一个特点，即它们往往不是界定性的。如果套用社会学中符号互动论来讲，就是带有触发性。所谓触发性，就是我们建构一个概念不是为了对这个概念进行定义，然后将定义操作化，最后进行实证研究用。而是提出一个引导性的概念，由此引发学者们对这个概念的深度思考，并随着事物动态过程让其内涵发生一定的变化。
最后，我个人以为，一个解释中国社会的概念还可以产生一种症候群。作者在一个概念下提出了三至四个特征，反过来看，这三、四个特征也是这个概念延伸和派生出来的。比如熟人社会同道德舆论、面子有价及人情往来有纲与目的关系，所谓纲举目张。而一旦这个纲自身发生了变异，那么目的特点也就不明显了，或者随之也发生改变。这样一种概念的表现形式具有中国人思维的特点，可以称之为脉络式的概念。
讨论到这里，其实会连带出一个思想文化的作用问题。因为许多文化领域的学者都倾向把儒家思想看作中国文化的代表，它不但长久统治着中国人的灵魂，包括现代的中国人，而且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但如果我们理解了乡土社会的特点，便可以发现儒家思想实际上具有嵌入性的特点，而其嵌入的背景条件就是熟人社会。它的运作方式是伦理规范远大于法律诉讼。费老在《乡土中国》中将其归纳为“礼制秩序”和“无讼”；梁漱溟将其归纳为“伦理本位”；钱穆将其归纳为“和合”；许烺光将其归纳为“情境中心”。既然熟人社会倾向伦理生活，自然该社会就会把人伦秩序放在首位，人的言行可以通过舆论得到纠正，面子成为人生的追求，关系成为生活的基础。而这些都是儒家思想最为关注的。可是，如果一个社会形态走向了都市生活，变成了彼此陌生的社区，走进了互不相认的市场，那么我们无论如何强调儒家思想之重要，它也只能是有劲无处使：一件件触目惊心的伤害他人事件——从个人到团伙、从组织到企业都在不停地提醒我们，这样的伦理在如今社会萎缩了，沦落了。
当然，无主体熟人社会作为一个概念，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作者在把这个概念翻译成英语时用了baseless society of acquaintance，可直译为“无根基的熟人社会”。比较下来，英译好像比汉语表述更准确一些，因为所谓“主体”，用在这里多少有一点歧义。它对一个熟悉农村情况的学者有所想象，但对一般学者来说，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比如原先的长老统治（或者辈分等级）、新中国的妇女地位提高（或者女主内）、今日独生子女（或者小祖宗、小皇帝），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为乡土社会的主体来表述。如果用的是“无根基”，那么它所显现的含义则是这个社会之结构及其文化基础之动摇。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人类学乾坤”2023-05-22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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